第51章 西方哲学的传入(1)[第2页/共4页]

但是20世纪不是宗教的世纪，跟着基督教传入中国，也一起传入了或附带传入了当代科学，它是与宗教相对峙的。因此基督教本身的影响在中国遭到了限定，而孔教活动也就短命。但是，颠覆清朝建立民国以后，1915年草拟民国的第一部宪法时，有一个康有为的信徒要求在宪法上规定民国以孔教为国教。对于这一点展开了狠恶的争辩，最后达成让步，在宪法上规定中华民国采取孔教，不是作为国度的宗教，只是作为品德练习的根基原则。这部宪法从未实施，今后再也没有传闻按康有为那种意义以孔教为宗教的话了。

因为这个原因，清朝的学者们策动了“回到汉朝”的活动，意义就是回到汉朝学者为先秦典范所作的注释。他们信赖，汉朝学者糊口的期间距孔子不远，又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是以汉儒对典范的解释必然比较纯粹，比较靠近孔子的原意。因而，他们研讨了浩繁的汉儒注释，都是新儒家所摒弃的，他们将这类研讨称为“汉学”。这个称呼是与新儒家对峙的，他们称新儒家为“宋学”，因为新儒家的首要学派兴于宋朝。从18世纪到本世纪初，清儒中的汉学与宋学之争，是中国思惟史上最大的论争之一。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它实际上是对当代文献停止哲学解释与停止笔墨解释的论争。笔墨解释，侧重在它信赖的文献原有的意义；哲学解释，侧重在它信赖的文献应有的意义。

对于新儒家的反动

在第十7、十八章讲过，汉朝占统治职位的有两派儒家：古文学派、今文学派。跟着清朝对汉儒著作研讨的答复，古今文学派的旧胶葛也重生了。我们已经晓得，董仲舒为首的今文学派，信赖孔子建立了一个抱负的新朝代；厥后走得更远，竟然以为孔子是到人间完成任务的神人，是人类中间真正的神。康有为是清朝汉学今文学派的魁首，他在今文学派中找到了充分的质料，足以把儒家建成合适宗教本义的有构造的宗教。

值得重视的是，直到戊戌年即1898年，康有为和他的同道们对于西方哲学，如果不是毫无所知，也是知之极少。谭嗣同（1865―1898）在变法活动失利的壮烈殉难，作为思惟家他比康有为本人通俗多了。他写了一部《仁学》，将当代化学、物理学的一些观点引入了新儒家。他在这部书的开端，列举了一些书，申明要读《仁学》必须先读这些书。在这个书目中，有关西方思惟的书，他只提到《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究竟很较着，当时的人的确不晓得西方的哲学，他们统统的西方文明知识，除了机器和战舰，就根基上限于天然科学和基督教义了。

我们研讨董仲舒的时候，已经读过他关于孔子的奇谈怪论。康有为的说法比董仲舒更有过之。我们已经看到，在《春秋》中，更在汉儒的注释中，以及在《礼记》中，有所谓“三世说”，即天下的进步颠末三个期间或阶段。康有为重生了此说，加以解释说：“孔子生当据乱之世。今者大地既通，西欧大变，盖进至升平之世矣。异日大地大小远近如一，国土既尽，种类不分，风化齐同，则如一而承平矣。孔子已预知之。”这些话是他1902年在《论语注》卷二中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