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泛论训[第5页/共9页]

故事有可行而不成言者，有可言而不成行者，有易为而难成者，以难成而易败者。所谓可行而不成言者，趋舍也；可言而不成行者，伪诈也；易为而难成者，事也；难成而易败者，名也。此四策者，贤人之所独见而留意也。誳寸而伸尺，圣报酬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私有杀弟之累，齐桓有争国之名；但是周公以义补缺，桓公以功灭丑，而皆为贤。今以人之小过，掩其大美，则天下无圣王贤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成灼也；喉中有病，有害于息，不成凿也。河上之丘冢，不成胜数，犹之为易也；水激兴波，高低相临，差以平常，犹之为平。昔者，曹子为鲁将兵，三战不堪，亡地千里。使曹子计不顾后，足不旋踵，刎颈于陈中，则毕生为破军擒将矣。但是曹子不羞其败，耻死而无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战所亡，一朝而反之，勇闻于天下，功立于鲁国。管仲辅公子纠而不能遂，不成谓智；遁逃驰驱，不使其难，不成谓勇；束缚桎梏，不讳其耻，不成谓贞。当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但是管仲免于累绁当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躯，不顾后图，岂有此霸功哉！古人君之论其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则失贤之数也。

故贤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动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夫夏、商之衰也，稳定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袭而王。故贤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东西，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霸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诲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以是言，得其以是言者，言弗能言也。

今谓强者胜，则度地计众；富者利，则量粟称金。若此。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者，而万乘之国无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妇。皆能论之。赵襄子以晋阳之城霸，智伯以三晋之地擒，氵昬王以大齐亡，田单以即墨有功。故国之亡也，虽大不敷恃；道之行也，虽小不成轻。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诗》云：“乃眷西顾，此惟与宅。”言去殷而迁于周也。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品德。是释其以是存，而造其以是亡也。故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纣居于宣室，而不反其过，而悔不诛文王于羑里。二君处强局势位，修仁义之道，汤、武救罪之不给，何谋之敢当！若上乱三光之明，下失万民之心，虽微汤、武，孰弗能夺也！今不审其在己者，而反备之于人，天下非一汤、武也，杀一人，则必有继之者也。且汤、武之以是处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纣之以是处强大而见夺者，以其无道也。今不可儿之以是王者，而反益己之以是夺，是趋亡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