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由许仲复仇试看两汉复仇之风[第2页/共3页]

光武帝到和帝九年，约莫七十年间，对复仇的节制是败坏的。桓谭曾上书朝廷，力主严惩复仇者，但遭到了光武帝的萧瑟，能够是光武帝受公羊学所倡导的复仇思惟之影响。章帝建初五年制定了《轻侮法》，明白规定从宽措置为父母报仇之人。这条法律一向持续了十七年，到永元九年。

秦汉之际，复仇是被视为公理的。

桓、灵时的名流申屠蟠少年家贫，当过漆工，他郡中有一“缑氏女玉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杀夫氏之党”，不止杀了一小我。外黄县令梁配筹算杀了她。申屠蟠时年十五，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表旌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没碰上好官儿还该给她“表旌庐墓”，何况碰上您这个好官儿呢？梁配感觉他说得对，就没杀缑玉，“减死”。“村夫称美之”。

和帝永元九年到东汉末，处於对复仇的严格节制期，拔除了《轻侮法》，为父母报仇也要遭到严惩了。放走复仇之人的官吏也要遭到奖惩，如前边提到的张歆就弃官逃亡了。在这个期间，虽对复仇的行动严格节制，但权势之家在杀人后却可制止法律的制裁，如夏侯惇、如阳球。

因这类民风，社会上遍及存在对复仇者的怜悯和支撑，当时的官吏如果给复仇者弛刑或者放走他们，会获得官方的奖饰。

越是战乱，复仇越烈。曹植《精徵篇》：“丁壮报父仇，身末垂功名”，《结客篇》：“结客少年扬，抱怨洛北芒”。结客，就是交友来宾。

灵帝时的酒泉郡女子赵娥为父报仇，在光和二年於县都亭前杀了仇敌，然后去自首，当时满城百姓去看，“倾城奔往，观者如堵焉，莫不为之悲喜慷慨嗟叹也”，最后被县尉“强载回家”，无罪开释。不止如此，当时的凉州刺史、酒泉太守还“并共表上，称其烈义，刊石立碑，显其门闾”，给她刻石立碑，以显其家流派。

对两汉的复仇之风，荀悦曾经做过一番阐述：“或问复仇古义也。曰：‘仇，复仇可乎’？曰：‘不成’。曰：‘但是如之何’？曰：‘有纵有禁，有生有杀，断之以法，是谓义法并立’。”荀悦以为既要靠法律来束缚，也要通过避仇来制止复仇行动的滋长。

吴祐之以是会这么做，与当时的风另有关：“《春秋》之义，子不报仇，非子也”。

新莽末至东汉建立，复仇是失控的。

西汉时是一在关中，二在颍川、南阳、河内、洛阳，三在太原、上党等地。

最年青的复仇者大抵是绵竹少年左乔云，年十三杀了打伤他养父腿部的县吏，“以锐刀杀吏”，接着大抵是夏侯惇，年十四杀了欺侮他教员的人，“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人，由是以烈气闻”。

光武、明帝时的名臣钟离意也对复仇的人开过恩，他在任瑕丘县令时，县人防广为父报仇，系狱，其母病死，广抽泣不食。钟离意怜伤他，就叫他归家，使得殡敛。丞掾皆争，钟离意曰：“罪自我归，义不累下。”遂遣之。防广敛母讫，果还入狱。钟离意密以状闻，广竟得以减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