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民国二十四年（1935）[第3页/共35页]

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弱国，比阿比西尼亚还弱的弱国。我们不配喊“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更不配说甚么“扶助天下上之强大民族”，特别不配胡想“天下大国”。我们应当干干脆脆的承认我们现在是一个弱国。弱国就有弱国的筹算。弱国的筹算就是一面设法图强，一面防备亡国，不管甚么设施都应当朝这个方向走。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诗家们在研讨闻一多诗歌创作及其诗论，特别是评价中国当代格律诗的建立上，太高地推许闻一多的进献。殊不知，在倡导“当代格律诗”方面，俞平伯、徐志摩、戴望舒诸人，都做出了进献，非独闻一多。而他们以后，格律诗式微，除因后继者贫乏糊口的内涵，或拙于学养及艺术素养外，“当代格律诗”贫乏实际支撑是不争的究竟。五十多年后，何其芳力求重振“当代格律诗”，见效甚微。何也？所谓“当代格律诗”是个伪命题，因为它违背了诗的艺术生长规律。

诗集《死水》与诗集《红烛》的差别，使诗集合多了深切的社会内容。如《天安门》，写的是三一八惨案；《荒村》写的是军阀统治下农夫的悲苦境遇；《罪恶》写的是凋敝的都会里小商小贩的艰苦日子；《飞毛腿》写骆驼祥子们为保存而苦奔的惨状。诗中底层群众的痛苦糊口，构成一幅控告暗中社会糊口的悲惨画图。而《死水》一诗，既表达了墨客对暗中社会的完整绝望，“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又瞻仰社会产生窜改，“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甚么天下”。

查1915年4月6日鲁迅日记，记曰：

厥后，傅斯年与顾颉刚也反目，那是因为顾喜独立研讨，不肯在中山大学担负行政职务，未经与傅斯年相同即分开中山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傅对此忘恩负义之举，大为火光，二人大吵一场。

另一名门生温梓川回想：

陈寅恪挽王国维曰：

同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不与“八仙”为伍。写小说《八骏图》，即以此“八仙”为原型，讽刺世俗情欲之抵触，揭露“八骏”品德观之虚假，具有讽刺意味。闻一多据此与沈从文断交。

陈寅恪与胡适的干系，也可一提。

胡适以为老子早于孔子，钱穆则说老子晚于孔子，为此二人打了很长时候的笔墨官司。钱穆常在讲堂上攻讦胡适之老子早于孔子论，说：“关于这一点，胡先生又考据错了！”并指出错在甚么处所。

闻一多的答复，明显言不由衷。浪漫的故事，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与方令孺也产生过。实际上，闻一多从1928年始，与新月社、徐志摩在精力思惟、艺术旨趣上产生庞大分歧，他不到上海参与《新月》杂志事情，转而到武汉大学，即已表示与新月社、徐志摩分道扬镳。

本书不肯置评鲁迅所谓“因‘亲共’而回避”之论，因为没有任何质料证明，鲁迅在1927年有“亲共”的经历。但他对傅斯年和顾颉刚之怨怼，多是猜忌而至。鲁迅眼中的顾颉刚，不但是“梅毒菌”，还是要毒害他的“清党”人物。而究竟是顾颉刚乃一朴重博学的学者。中华群众共和国建立后，为两届政协委员、两届人大代表。

这类说法有些片面，精确地说，胡适、傅斯年、叶公超等，都是在共同帮手蒋梦麟校长管理、扶植北京大学罢了。蒋梦麟回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