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国二十五年（1936）[第3页/共20页]

一小我的平平无奇的究竟本是传记中的最好质料，但唯一的前提是要大师把他当作“人”去看，不是当作“神”——便是偶像或傀儡，这才有点用处。

此信对百姓党不抵当即将华北拱手让给日本的丑行，表示了讽刺和攻讦。

3月18日，北平《晨报》为抗议北平当局武装领受，刘尊棋等十六名编辑、记者全部辞职，表示消息界对反动压迫的抗争。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消息记者，还在那边诬告；

沈从文出版散文集《湘行散记》和《从文小说习作选》及小说集《新与旧》。萧乾出版短篇集《篱下集》《栗子》，散文集《小树叶》《夕照》。朱自清出版杂文集《你我》。冰心颁发小说《西风》。林徽因颁发诗《深笑》《鹞子》《静院》《胡想·外四章》等，编辑出版《至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

现在是十九日午后一时半，我和两乖姑分开，已是九天了。现在闲坐无事，就来写几句……这几天较有来客，前天霁野、静农、建功来。明天又来，且请我在同和居用饭，兼士亦至，他总算稳定政客，以是也不对劲。明天幼渔邀我吃夜饭，拟三点半去，别的我想不该酬了。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以是无怪进犯我，狗能不为其仆人吠乎？刘复之笑话很多，大师都和他不对，因为他端住李石曾以后，早不睬大师了……

1935年6月27日，胡适写长信给交际部部长王世杰，信中说：

1934年，在中国大学任国粹系主任时，吴承仕创办《文史》杂志。多载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及茅盾、曹清华等进步作家作品。鲁迅的《儒术》于1934年6月，以唐俟的署名，发在第一卷第二期的《文史》月刊上。那是鲁迅听得“中华民国二十三年蒲月二旬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据《大美晚报》）”后，所激发的一段关于“儒术”的群情，并弦外有音地群情道：“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隐括刘贾许颖，以阐扬十二经，玄素遗文，始议胡董，终驳皮康，自排满反日以还，式昭攘夷大义；

胡适又是非常正视中日两国群众的友情的。

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重视的生长乃是周作人等倡导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作品，用平平的说话，包藏着深切的意味；偶然很像笨拙，实在倒是风趣。这一类作品的胜利，便可完整突破那“美文不能用口语”的科学了。

天下日报载北大将迁汴，闻之欣然。吾侪教书匠亦竟然得列于古物南迁之次而南渡，此非大可丧事乎。不但如此，照此推论下去，大略幽燕沦亡已属定命，而华夷之界则当在河——不，非当也，乃是决定的必在河哉，前人所谓通途但是当指此耳。

更令人惊奇的是，日本败北以后七十年，日本学术界仍对留学日本的周氏兄弟和郭沫若等人的研讨趋之若鹜，而对中国新文学活动奠定人胡适的研讨冷冷僻清，乃至依如第二次天下大战时对胡适充满仇恨。

鲁迅在攻讦林语堂的同时，也把板子打在周作人的屁股上。周作人的肝火，怕由此而来，遂写《白叟的混闹》相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