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民国二十四年（1935）[第20页/共35页]

朱湘目下和我们大翻脸，说瞧徐志摩那张尖嘴，就不像是作诗的人，说闻一多妒嫉他，作了七千言的大文章痛击我，声言要打倒饶（孟侃——引者）杨（世恩——引者）等人的上帝。这位先生的确有神经病，我们都视他同疯狗普通……这小我只要放肆的人性，没有热烈的豪情。至于他的为人，一言难尽！

胡适做学问一向松散，求证甚严，论其治学功力，也远在钱穆之上，而钱之“其功力亦非细矣”一句，不过在举高本身。他本身说：“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此乃成见，平心而论，北京大学多研讨学问，少社会上的名利是非。若说北大是个学术上讲是非的处所，是不错的。连钱穆本身都说：“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传闻，当时北大门生不分文史科，都情愿去听胡、钱二位的课，连北大传授夫人们都是听罢胡适听钱穆，然后成为时髦话题。

朱自清于散文美学范围，提出了“意在表示本身”的命题，并在其散文创作中固执地表示人生的态度和自发的审美寻求，是对当代散文美学的一大进献。

钱穆与胡适因都做学问，而相互看重，但因对新文明活动有分歧，而相互有芥蒂。

对陈寅恪的博学，胡适是有体味的。当年，胡适破钞很大力量，写了《陶弘景的真诰考》。得出《真诰》抄袭《四十二章经》的结论，沉浸于“发千余年未发之覆”之愉悦。但傅斯年奉告他，陈寅恪早就说过《朱子语类》中，曾经指出《真诰》有抄袭《四十二章经》之处。胡适找来这部南宋朱熹讲学语录一百四十卷之《朱子语类》的“老氏”“释氏”两卷来检察，公然如是。心中便对陈寅恪有了深切印象。

就在这一年，钱穆刊印《刘向歆父子年谱》，斥地了一条以史治经的新途径。胡适盛赞道：“钱谱为一大著作，观点与体例都好。”天津《至公报》也称之为“学术界上的大快事”。

此中，《发明》一诗，已不但是游子对故国的眷恋，更多的是屈原“天问”式的悲忿。爱国之情在诗里燃烧：

不久，胡适给梁实秋写信道：“看你们喝酒的模样，就晓得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平来吧。”

剩欲向人贾余勇，漫将顽石自蹉磨。

运气常常弄人，梁实秋与李长之相互至心相待，一向密切无间，但是他们间的合作却常常有头无尾，有命无运。比如，梁实秋主编《自在批评》，他为了帮李长之糊口，常约他写稿。李长之用心创作，其稿常常占去《自在批评》近一半，但厥后难以再像畴昔那样源源不竭地为《自在批评》供应稿件。《自在批评》成了无米之炊，不得不寿终正寝。更吊诡的是，李长之用心翻译的康德《关于美好感与壮美感的考查》一文，因主持者关琪相不对劲而没法出版，李长之的心血付诸东流。

1924年，朱自清结集出版了第一本诗文集《踪迹》。1925年，由老友俞平伯先容，朱自清北上清华大学任传授，创作由诗歌转向散文，颁发了《背影》《荷塘月色》等脍炙人丁的散文名篇。

——有实际素养、富有本性的严厉攻讦家梁实秋

一次，梁实秋与朱光潜就美学题目产生了争辩。李长之在梁实秋主编的《北平晨报》副刊上颁发《我对美学和文艺攻讦的干系的观点》一文，态度光鲜地支撑朱光潜，称“宁近于朱先生”，并且说：“一，美学道理能够利用到文学上去；二，文学的美不限定在笔墨的音、色；三，美、善不当侧重，倘若侧重，我宁重美。”梁实秋读之，更加赞美李长之对本身文艺观的对峙，今后引为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