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第473章 关于元朝行省制度[第3页/共8页]

行省在审理以上狱案时，需求较严格地履行朝廷的呼应法则典制。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的一段公文说：“四川行中书省移准中书省咨，‘来咨：但有罪名，除钦依圣旨体例洎中书省明文检拟外，有该载不尽罪名，不知凭何例定断［夺，请定度事。’本省相度，遇有刑名公事，先送检法制定，再行参详有无情法呼应，更加酌古准今，制定明白罪名。除重刑结案咨来外，轻囚就便量请［情断遣，请依上实施”。公文前半是行省就“该载不尽罪名”，“凭何例决计”事，叨教中书省的咨文；后半“本省相度”而下，是中书省的批复。应当说，此批复对元行省措置刑狱具有遍及指导意义。它规定：行省措置“刑名公事”，检点法律格例拟科罪名时，较轻的罪犯能够自行断遣，“重刑”则要结案咨请朝廷审考批准。关于“重刑”咨请，《元史?刑法志三》“大恶”条进一步明白说：“诸谋反事觉……行省不得擅行诛杀，结案待报。”这也是朝廷频频以敕令等情势告谕有关行省的。各行省除少数诛杀盗贼的特别环境外，大抵也遵此而行。如大德初江浙行省平章博罗欢欲治杭州十家豪民极刑，中书省刑部改断杖罪，遂依中书省所断实施。行省禀报叨教朝廷的，还包含部分疑问或与通例分歧的案件。如仁宗年间，江浙行省拟断镇抚刘世英抑良为驱，割去其囊肾之案，因“未见所守通例”，移咨中书省叨教。

约莫活着祖末成宗初，跟着江浙、湖广、江西、陕西、四川、甘肃、辽阳、河南等行省的改置或增设，行省逐步演变为常设的、牢固的处所最高官府。几近与此同时，元廷又对行省的称呼、品秩、事权作了首要调剂：其一，“嫌于外重”，一概打消中书省宰执“系衔”；其二，降行省品秩为从一品，凡是以平章政事二名为长官、少数行省特许增置左丞相一员，但品秩仍比都省低一级；其三，江南等处行枢密院并入行省，实施“絜兵民二枋而临制于阃外”的体制。这三项行动大抵奠定了行省作为处所常设机构的范围和权力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