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第4页/共5页]

在宋仁宗明道、宝元期间，为了改正取士不以“体用为本”，只讲究诗词歌赋、黉舍教诲思惟，主张以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作为教诲的底子目标。胡瑗在答宋神宗问时说：“臣闻贤人之道，有体、有文、有效。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成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津润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很清楚，“体”是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封建社会的根基品德标准；“用”是指把握应用这个根基品德标准去管理国度。也就是说，教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测验，获得功名，而是培养出既精通儒学典范，又能在实际中应用的人才。胡瑗为贯彻“明体达用”思惟，作出很大尽力并获得胜利，初创了宋朝理学先河。同时他又将“明体达用”的思惟，渗入到教诲鼎新当中，成为他处置教诲鼎新和实际的实际根本。

处置教诲

㈣提高教诲，主张办学

胡瑗自幼聪敏好学，7岁能文，13岁晓得五经。乡邻视为奇才，对胡讷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胡瑗读书勤奋，好学长进，且志向弘远，常以圣贤自任，曾与孙复、石介划一学在山东泰山栖真观肄业学习，一心只读圣贤书，十年不归。他为了不让心志遭到滋扰，每当拆开家书，见有“安然”二字即投入山涧不再展读。在此期间，他“食不甘味，宿不安枕” ，刻苦研讨学问，为今后处置教诲打下坚固根本。30岁开外的胡瑗从山东回到故乡，当上了一名塾师，并在泰州城内华佗庙旁的经武祠（今江苏省泰州中学民营初中部内）讲学。

胡瑗的安民之道，一在求贤用贤，二在养民教民。他觉得，君王再无能贤明，若无贤臣帮手，则“倡而无知，令而无从”，虽有仁义爱民的欲望，亦没法实施仁政于天下。是以，胡瑗说，“天下之广，生灵之众，一贤不成独治，故必群贤并进于朝廷，则可大行其道。”广纳天下群贤，一可佐君实施仁政，二可辅君增广视听，三可致君有为而治。当然，这里所说之“民”，不过是统治阶层的左臣右相。但他倡导在州县办官员学，则是从教诲培养处所基层公众动手，尽力进步他们本质。特别胡瑗在《周易口义》中“论民本”时说：“不以一己为忧乐，所忧者天下，所乐者天下。”这与范仲淹的“天赋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唯实在是分歧的。

易学为讲天人之道、讲万物变易法例的学问。胡瑗的《周易口义》是他的门生倪天隐按照先生口述清算而顾。其特性是大胆疑经，自主新解。据统计，胡瑗仅在《周易口义》一书中，疑经的处所就有10多处；在《洪范口义》中，也改正了很多不公道的注解。据《宋元学案》记录，胡瑗“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丁宝书在《安宁言行录》中援引胡瑗门生王得臣的话说：胡瑗为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予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毫无疑问，胡瑗是宋初易学的权威，是一名开源发蒙、鼓励民风的人物，也是宋朝义理易学的创建者。清人全祖望亦在《宋元学案》中追根溯源地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宁、泰山为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