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第3页/共10页]

以茶闻名

作为书法家的蔡襄，每次挥毫作书必以茶为伴。欧阳修深知君原君谟嗜茶爱茶，在请群谟为他书《集古录目序》刻石时，以大小龙团及惠山泉水作为“润笔”。群谟得而大为高兴，笑称是“太清而不俗”。蔡襄大哥因病忌茶时，仍“烹而玩之”，茶不离手。老病中他万事皆忘，唯有茶不能忘，正所谓“衰病万缘皆绝虑，甘香一事未忘情。”

蔡公非常夸大“宋学”中实际的先导感化，他在“国论要目、明礼”篇中阐述了北宋立国之初该当强化礼法与儒学教诲，并对比历朝学术与礼法之得失，总结了北宋前期政治体系架构上的不敷，以为该当引觉得鉴：“秦任兵刑而弃礼乐，汉魏以还；至晋，日用兵戈，礼典残破，至于亡隋尽矣。唐兴，四方治定，欲有所为。制作虽具，朝廷之礼时亦修举，而风教习尚，各随其俗。五代祸乱，日不遑暇，专以刑治之。宋兴五十余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真宗天子契丹结好以后，遂至无事，朝廷礼文，罔不修举。仁宗天子好生恤刑，泽及禽兽，然四方之俗未闻由礼乐，公用法。”他以为法治当然是需求的，但作为统治之术则该当礼法相辅相承：“法者，收罗过咎而施刑耳。臣以一二事言之。冠昏丧葬，礼之大者。冠礼今不复议，昏礼无复有古之遗文，而丧礼尽用释氏，独三年日月则类古矣。”蔡襄在“福州修庙学记”一文中对宋朝儒学的广博高深及儒学与宋学之间的传承头绪也作了必然的申明，并夸大了州学和府学必须为弘扬学术尽微薄之力：“在学于政，先其大者。言词法律，学习之假。唯州有学，邦君实谋。驱汝闽民，来处来游。象图严严，记书整整。衣冠肃雍，室庐谧静。孰为人父，敕戒而子。往焉问闻，弗往攸耻。孰为人师，启率其徒。”可见蔡公对于宋学的建立是相称凸起的。

蔡襄还长于茶的辨别。他在《茶录》中说：“善别茶者，正如相工之瞟人气色也隐然察之于内。”他神鉴建安名茶石岩白，一向为茶界传为嘉话。彭乘《骚人挥犀》记：“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缝间，寺僧采造，得茶八饼，号石岩白，以四饼遗君谟，以四饼密遣人走京师，遗内翰禹玉。岁余，群谟被派遣阙，访禹玉。禹玉命后辈于茶笥中拔取茶之佳构者，碾待君谟。君谟捧瓯何尝，辄曰：‘此茶极似能仁石岩白，公何从得之？’禹玉未信，索茶贴验之，乃服。”

众所周知，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期间，中国在经历五代十国的耐久战乱而重新同一以后，在政治、经济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因为从三个方面加强了中心集权，即收拢处所上的政权、财权（钱谷）、兵权，悉归中心，使北宋前期的政局呈现了与以往截然分歧的朝气勃勃的局面。加上太祖、太宗制定的加强禁军轨制、以文臣知州、建立通判轨制和转运使轨制等办法，几朝天子均忠厚履行并有所生长。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繁华促进了宋朝文明的繁华，并迎来了我国文明史、学术史上的又一个顶峰期间。此中最令人谛视标成绩是“宋学”的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