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1页/共4页]

一个期间都有吵嘴两面，向来没有一个期间是十全十美的，也向来没有一个期间是一无是处的。偶然候吵嘴两面还会构成激烈的对比，一面坏得短长，一面好得凸起，以是狄更斯在《双城记》开首就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期间，也是一个最坏的期间（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依我看，在中国畴昔的两三千年中，有三个期间特别显出这类激烈的对比：一方面，政治混乱，政权更替频繁，国度在团体上显得衰弱；另一方面，思惟自在，学术发财，在精力文明史上占有凸起的职位。这三个期间别离是：第一，战国期间（或称先秦、晚周）；第二，魏晋期间（或称魏晋南北朝）；第三，五四期间（或称清末民初）。战国期间是中汉文明奠定的期间，魏晋期间是中汉文明转折的期间，五四期间是中汉文明由传统农业文明转入当代产业文明的期间。

特别是哲学思惟，我以为魏晋玄学是中国三大哲学岑岭之一，别的两座是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魏晋玄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最富于笼统思辨色采的，此中的“有无本末”之辨第一次把中国哲学引向本体论的高度，大大拓宽了中国人的思惟框架。实在魏晋期间科学、文学、艺术上的各种成绩，都应当归功于玄学所供应的思惟架构和思惟体例。章太炎先生曾经在《五朝学》一文中指出：“玄学者，固不与艺术文行牾，且翼扶之。”（见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说的就是这个意义。

但是向来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常常只看到魏晋南北朝社会动乱、国度（实在只是中心政权）衰弱的一面，却看不到或者不肯意看到其思惟开放自在，文学、艺术、科学高度发财的一面，谈到魏晋南北朝几近都是负面评价，很少正面必定。这是为甚么呢？

这是因为历代统治者都胡想本身建立的国度是一统天下的，统统地盘和群众都在本身的把握当中，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还胡想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连绵长远，最好是万岁万岁千万岁。以是，他们天然不欢畅看到如魏晋南北朝这类国土分裂和政权更替频繁的状况。正统史学家们秉承统治者的意志，天然跟着贬低魏晋南北朝期间，只讲它的坏处，不讲它的好处。但明天已不再是君主独裁社会了，一姓一家的所谓国度所谓政权是否强大是否耐久，已经不是人们的兴趣地点，思惟的自在、群众的福祉、社会的发财、文明的生长，才是我们存眷的首要题目。那么对魏晋南北朝，我们天然应当与历代的君王统治者和正统汗青学家有分歧的观点，既该当看到阿谁期间动乱不安给群众带来痛苦的一面，也该当正面评价其群众具有相对自在，特别是其思惟和学术获得自在生长、获得光辉成绩的一面。

魏晋之前是汉朝，先是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后是东汉（25—220年），两汉加起来一共有四百二十五年，是春秋战国以后第一个同一的、安定的中心独裁帝国（秦朝也是同一的帝国，但持续时候很短）。两汉时，皇权很强大，国度很强大，思惟很同一，有同一的国度认识形状，那就是儒术，即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的“免除百家，独尊儒术”的“儒术”。这里的儒术并不即是战国期间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学术思惟，而是经董仲舒改革过的，加上了阴阳五行、天人感到等阴阳家思惟的儒术。两汉乱世，从国度政权这方面看是光鲜的、亮丽的，但从群众思惟这方面看，倒是僵化的、没有自在的。魏晋期间就不一样了，几近和两汉反过来。这是一个动乱的期间，政治很混乱，政权更替很频繁，在不到四百年的时候里经历了很多个朝代，建立了二十几个国度，从国度政权上看是衰弱的、不强大的、不同一的。因为中心政权不巩固，处所权势（包含处所政权、军阀和强宗大族的权势）就相对发财，有的处所权势强豪敷裕到几近能够与皇权相对抗的境地。孙悟空说：“天子轮番做，来岁到我家。”魏晋期间的一些处所权势，也就像一个个孙悟空，以是当时就呈现了很多能够在政治上、经济上自在行动的空间，本来同一的国度认识形状即董仲舒所倡导的儒术，也跟着中心政权的衰弱而走向式微，因而在思惟上呈现了自在束缚的新局面。先秦期间的诸子百家之学获得了答复的机遇，中国汗青上呈现了一次新的百家争鸣，由此带来了哲学、文学、艺术乃至科学的大生长。从精力生长史上看，魏晋是一个了不起的有特别意义的期间。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时候，欧洲鼓起了一场文艺答复活动，当时的目标是答复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旗号是人本主义和理性精力。我以为魏晋期间是中国当代的一次文艺答复—答复先秦诸子，并且也闪烁着人本主义和理性精力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