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2)[第3页/共3页]

前面第二章我表示附和诺思罗普传授说的：西方哲学以他所谓“假定的观点”为解缆点，中国哲学以他所谓“直觉的观点”为解缆点。其成果，正的体例很天然地在西方哲学中占统治职位，负的体例很天然地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职位。道家特别是如此，它的起点和起点都是浑沌的全部。在《老子》、《庄子》里，并没有说“道”实际上是甚么，却只说了它不是甚么。但是若晓得了它不是甚么，也就明白了一些它是甚么。

哲学上统统巨大的形上学体系，不管它在体例论上是正的还是负的，无一不给本身戴上“奥秘主义”的大帽子。负的体例在本色上是奥秘主义的体例。但是乃至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那边，正的体例是用得极好了，但是他们的体系的顶点也都有奥秘性子。哲学家或在《抱负国》里看出“善”的“理念”并且本身与之同一，或在《形上学》里看出“思惟思惟”的“上帝”并且本身与之同一，或在《伦理学》里看出本身“从永久的观点看万物”并且享用“上帝明智的爱”，在这些时候，除了寂静，他们还能做甚么呢？用“非一”、“非多”、“非非一”、“非非多”如许的词描述他们的状况，岂不更好吗？

在西方，康德能够说曾经利用过形上学的负的体例。在他的《纯粹理性攻讦》中，他发明了不成知者，即本体。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看来，不成知就是不成知，因此就不能对于它说甚么，以是最好是完整放弃形上学，只讲知识论。但是在风俗于负的体例的人们看来，正因为不成知是不成知，以是不该该对于它说甚么，这是理所当然的。形上学的任务不在于，对于不成知者说些甚么；而仅仅在于，对于不成知是不成知这个究竟，说些甚么。谁若晓得了不成知是不成知，谁也就总算对于它有所知。关于这一点，康德做了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