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6.第486章 关于元朝行省制度（二）[第1页/共7页]

需求指出，洪绂把元行省制视为“中古殖民地轨制之遗物”的观点是荒诞的。元行省只是蒙古贵族进入中原后所建立的处所军政轨制，属于多民族同一国度内部的产品，与入侵本国的殖民活动无涉。何况，元朝蒙古本土也设置了岭北行省。倘若遵循洪绂的说法，蒙古本土岂不也成了成吉思汗子孙的“殖民地”了吗？！

（四）元行省制的汗青感化

唐前期藩镇盘据或半盘据，是郡县制处所权力布局的某些部分不甚完美形成的。安史之乱后，藩镇节度使军事、财务、行政、监察诸权在握，能够自募军士，能够占有“送使”等赋税，也能够节制“支郡”，自辟官吏。河朔等镇还能自行拥立主帅。藩镇盘据或半盘据所形成的内轻外重，明显是对隋及唐前期中心集权体制的否定。两宋一反唐前期藩镇盘据之道而行之，安身于收权，并且非常完整。既“收其精兵”、‘制其钱谷”、削其支郡、“稍夺其权”，又以路转运、提刑、常平、安抚四监司为东西收夺州县诸权和监察处所官吏。元及明清统治者秉承两宋轨制，持续实施收夺州县官府事权和尽能够集合各项权力于中心的政策，只是在中心集权过程中应用了行省的特别东西，创建了以行省为关键的中心集权，故应是两宋否定唐前期藩镇盘据的持续与生长。因而，自隋朝始前后联络的三形状及递次否定，又构成了第三个“正一反一合”的阶段。

需求引发重视的是，至元二十八年前后，元廷制定了一整套比较周到的政策，将行省权力标准在大而不专的形式内。这类政策和法则对行省制的性子及服从，都是相称首要的。

第二，行省辖区内宣慰司、路府州县、汉军万户府等仍然接管朝廷（吏部、枢密院）的任用、迁调、考课等办理。如前所述，即便是湖广、四川、云南、福建等遥远行省路以下官吏的铨调升用，也由朝廷三年一次遣使停止。这就包管了行省辖区的处所官吏受辖于国度、尽忠于朝廷的职业官僚的根基属性。他们固然在平常政务方面与行省产生着如许那样的节制与被节制的干系，但因其任用办理之权操于中心，故与行省的上述节制或统辖干系多数是公事性的，而非私家领属性的。别的，成宗朝前后，行省官朝觐述职和不按期迁调，朝廷遣官钩考、梭巡等，或常常停止，或成为定制。这些均是行省难以自成体系和坐大称雄的首要启事。

我们以为，评价元行省制的汗青感化，必须着眼于当代中心与处所权力布局的螺旋式生长过程。从情势上看，行省制及其带来的中心集权形式来自蒙元统治者对帝国边境军事节制的偶尔行动，实际上其背后又埋没着当代中心与处所权力结构生长过程的必定决定。

上述政策的直接结果也是比较明显的。仕于仁宗至文宗朝的曹元用说：“方伯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而后行”。换言之，时至元朝中前期，行省已不敢私行讯断大政，必须咨请朝廷都省批文而行事。终元一代，行省官另有两个意向颇值得重视：一是很少兵变，二是生杀予夺悉听朝廷。元朝行省官策动兵变或自行举兵，约有三次：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陕西行省丞相阿思罕、平章政事塔察儿等发关中兵助周王和世琜夺皇位；（2）泰定末，河南行省平章伯颜举兵护送怀王图帖睦尔北上即皇位；天积年间，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及陕西行省官党附上都泰定帝后嗣，举兵打击文宗政权。此三次背叛或举兵，均是以皇位争夺为中间的朝廷政治斗争的构成部分，并且多数是在皇位空虚之际，行省官各保其主而至，以是并不属于行省官坐大兵变的性子。别的，行省大臣“不听沼”或“慢易中使”，天子常常会“遣官责之”或“命锁系问故”。顺帝至正五年，河南行省掾范孟等冒充朝廷使者，假传圣旨，公开在行省官署殛毙行省平章月鲁不花、左丞劫烈等，被杀行省大臣竟昂首级死，未敢作任何抵挡。这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向人们明示：行省官的生杀予夺大权始终操于朝廷之手，行省对圣旨上命只能无前提从命，不得有任何思疑或违背之举。这与蒙古国期间大汗派一介使者赴千里以外措置将帅那颜的旧俗，是一脉相承的。